张献忠本以为建立了大西王朝，冠冕称帝，就可以尊享皇帝威风。可是他想错了，当上皇帝之后，才是他下坡路的开始。
首先，军事优势丧失了。张献忠的优势是游击战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他从来不打防御战。现在占领了四川，自封为皇帝，建立了都城，那他就得防守疆界，得分兵去各地防守，兵力明显不足。现在别人来进攻，他不能再跑，在硬对硬的攻防战中，张献忠部队战斗力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。他派出去的军队连吃败仗，南明军队逐渐攻克了四川东部南部如宜宾綦江等重镇，向成都逼近。
其次，粮食短缺。大西政权流寇习性不改，征粮征税时，还是采取“打粮”的方式。所谓“打粮”，就是“抢”，放纵士兵在四川各地抢粮食。每五天十天派人出去抢粮，如果出去的士兵不回营，逃跑了，那么这帮人的领队就会被剥皮，其他同伴斩首。对手下士兵尚且如此，对平民百姓如何，可想而知。他们是见粮就抢，见猪就杀，见人就绑，绑起来用火烧烤，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，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，也“杀而夺之”。
这种竭泽而渔的统治方式，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“民遂不耕”，田地大片荒芜，百姓大量逃亡外地。那些没有逃亡外地的百姓，也只能躲在山里，哪敢从事生产？没人生产，自然造成粮食短缺，“打粮”也没法进行，军队也吃不起饭。
第三，四川各地反叛浪潮爆发。张献忠天性嗜杀，极端相信暴力，对人民采取残酷的统治。在成都，他规定：城门不得随意出入，凡城里人要出城的，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，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、左右邻居是谁、由某人担保、某日回城，如果到期未回，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；再不回，则取这家人口，不拘老幼，尽行斩杀；城外入城办事者，要在左脸盖上一个印章，出城时，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，看不清楚，则立刻斩首。
同时，张献忠采用特务制度，在成都实施严格的言论管制：“每日夜差官请令巡查。巡役则昼扮闲人，混入兵民中省视；夜则听篱察壁，入户逾垣。凡有日间偶语、夜间开言者，不论兵民是非，一概谓之说乱话，立刻锁解皇城”。
张献忠的统治非常残酷，动不动对平民处以酷刑。最令人发指的是，对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，捉来后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，揭至两肩，反披于肩头上，赶到郊外，严禁民间藏留或给予饭食。这些人只能栖身野山古墓，月余而气绝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小剥皮”！
如此苛刻统治，四川人民岂有不反之理？各地纷纷杀掉张献忠派出的军队和官员，拿起武器反抗。
面对人民的反抗和敌军的壮大，张献忠开始不慌不忙，认为凭借其数十万精兵，扫荡这些反贼不费吹灰之力。哪知道他派出去的军队，全被消灭干净，所占领的城池，也一个一个丢失，他自己的军心也越来越不稳定。到最后，他能够直接掌控的区域，只有成都及保宁二府。
张献忠慌了，天天喝酒，天天杀人。当时，有两个在四川的基督教传教士，一个是意大利的利类思，一个是葡萄牙的安文思，在张献忠占领成都的时候，成为了张的俘虏，张献忠让他们两人跟随其一年多。在逃离后，他们写下了《圣教入川记》，记录了张献忠的在成都时的所作所为。
据记载：某日，他心情不好，即杀军官三人，原因是高谈阔论，绝无顾忌；某日，又杀文官一人，原因是吸烟太多，精神疲惫；某日，又杀太监七名，原因是没有把军官私下的议论报告给他。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，只要稍不如意，即处以或绞刑，或斩首，或凌迟碎骨。有一位张献忠宠爱的武官，因为没有按其要求读条文，冒犯了张献忠，被鞭打致死；还有位官员，因谏张献忠少杀无辜，而被重刑处死。
或许是喝酒太多，张献忠精神开始恍惚，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：有一次，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回成都，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，出城远迎，进献贺礼，张献忠听说其还在沿用明朝旧例，大怒，于是把出城迎接的200人都大棒打死。还有一次，因为某小问题，张献忠杀掉了其下属300多名文官。有人劝他说把官员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，张献忠说：“文官怕没人做耶？”
除了杀官兵和平民，张献忠还热衷于杀亲人和身边人。据说：某日晚，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，张呼唤，子未应，即下令杀之。第二天晨起后悔，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，又下令将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。这是野史传说，也许不太可靠，但也说明民间对张献忠的嗜杀本性印象深刻。